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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宪法:台湾转型的宪政基石  

2013-03-27 20:50:43|  分类: 倾听历史的声音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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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历程,可以看出,这部宪法是各党派之间博弈、调和与折衷之产物。相比“五五宪草”,这部宪法,是辛亥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四六宪法:台湾转型的宪政基石 - 勇敢的心 - 雅丽私人传媒

 蒋介石签署《中华民国宪法》

 

新宪法否定国民党一党独裁

     在国体规定上,新宪法以“民有、民治、民享取代“三民主义”。

    在宪法制定时,中共、民盟等都反对国体冠以“三民主义”。张君劢就曾说:“拿三民主义当为共和国的形容词,而目拿三民主义作为思想的标准,将来法院可以利用‘三民主义’四字为舞文弄法的工具。对于诚心研究三民主义内容的人,要一律加以违反三民主义的罪名,种种情形在以往二十年中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故此,他在起草宪法时,遵循“如何使欧美的民主政治与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原则相折衷”的思想。但是,国民党则坚持“五五宪草”总纲中规定“三民主义”为国体。最后,各方面妥协,将“五五宪草”总纲“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这种改变十分微妙,张君劢解释说,“说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是承认民国之造成由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主动,至于今后之民国,则主权在于人民,故名‘民有、民治、民享之共和国”。(郑大华,《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经此改动后,新宪法条文中仍保留了“三民主义”,但是其意义已与“五五宪草”有着根本的改变了,即以“民有、民治、民享”的宪政理念取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就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独栽”。


新宪法削减国民大会权力,使国民党难借其来垄断政权

    在新宪法中,国民大会权力减小

    从国民大会的职权来看,“五五宪草”规定,国民大会有选举和罢免正副总统、正副立法院长和监察院长、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权力,创制和复决法律权,修改宪法权;单从字面上,国民大会权力很大,但实际上作用有限。“国民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会期一个月,没有常设机关在闭会期间代行职权,其人数又多达三千人以上以这样多的人数,它如何能行使四权,监督政府?其结果只能是形同虚设,便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郑大华,《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在新宪法中,国民大会根据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定恢复到“有形”,但经过各方面的博弈,其权力比起五五宪草大大削减了。新宪法只规定国民大会有权选举和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和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宪法之修正案;减少开会的次数(六年只开一次);创制、行使创制权和复决权方面,则增加了限制条件,即必须在全国半数的县和市可以行使两权之后才得以行使,在这之前无权行使。国民大会权力减小后,国民党更难通过国民大会来垄断政权。


新宪法规定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而不是总统

    在新宪法中,总统权力遭到削弱和限制

按照政协十二条原则,中央政权采用责任内阁制,张君劢也是根据这一原则来起草宪法。国民党方面则要求行“五五宪草”的总统制,要取消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并主张行政院应向总统负责,意图加强“总统”权力。“五五宪草”中,总统有不需立法院或监察院同意、独立任命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三院正、副院长之权;行政院正副院长及政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均对总统个人负责。

    国民党的意见遭到中共和民盟的反对。但最终,王宠惠、吴经熊还是遵照蒋介石的意旨修改了宪法。尽管如此,新宪法仍然保留责任内阁制精髓,避免了总统独裁。新宪法中,总统虽有高级官员(如行政院、司法院)的提名权,但上述提名须分别经立法院或监察院同意;总统虽有“核可权”,但行政院并不对他负责,而是对立法院负责。

    由此可见,相比“五五宪草”,新宪法中总统权力遭到削弱和限制,而且规定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可见当时制宪者的权力制衡的思想。


新宪法首要目的是保障公民个人利益,而非政府利益

    新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亦比“五五宪草”进步。

    各国宪法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主要有两种:一是,“宪法保障主义,即在宪法中对人民权利详加规定,宪法一旦公布,人民即享有宪法中规定的种种权利”。二是,“法律限制主义,即在宪法中只规定人民享有权利的范围或原则,只有待政府根据宪法制定出有关法律后,人民才能享有有关法律所规定的一些权利。比较而言,宪法保障主义显然更有利于对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保障。因此,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宪法,基本上采用的是宪法保障主义。”“五五宪草”,采用是法律限制主义,有关条文后都写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或“停止”的附加条件。(郑大华,《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政协会议期间,共产党和民盟代表坚持宪法采取宪法保障主义原则,并特别强调:“五宪草,关于人民权利大都规定“非依法律不得限制”是不妥当的。中共代表吴玉章发言:

    “保障人民权利问题,宪法应保障人民权利,不应限制人民权利,但是‘五五宪草’关于人民权利大都规定‘非依法不得限制’字样,换言之,即是普通法可以限制人民权利,这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应该根据三民主义建国的原则,顺应世界民主潮流,适合中国当前的情况,以及举国人民的要求。'”(任军连,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人民权利的研究)

民盟代表张申府认为:

    “人民自由权利不仅要有消极自由,取消‘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文字,而且还要有积极自由,保障人民有机会享受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任军连,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人民权利的研究)

     最后各方面妥协,政协宪草小组达成协议:“凡民主国家人民享受之自由及权利,均应受宪法之保障,不受非法之侵犯”;“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张君劢在起草宪法时,就依据这两项原则,对人民的自由权利采取宪法保障主义,不附条件。所以,新宪法直接列举了人民的自由权利的规定,如人身、居住、迁徙、言论、讲学、著作等等自由,“五五宪草”的“非依法律,不得限制”等字样统统消失。不过新宪法同时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这条有为政府考虑之嫌,也不完全符合宪法保障主义精神,因此在宪法讨论会上,中共代表不赞成将它写进宪法。即便如此,新宪法限制人民权利以“不得妨害他人自由”为目的,说明了宪法的首要目的是要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自由,不是国家政府的利益。新宪法体现了自由主义精神。


较之以前,新宪法赋予地方更大的自治权

    在新宪法中,省成为地方一级自治单位,得制定省自治法,由地方选举产生的监察院拥有类似联邦国家参议院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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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国民宪法》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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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国民宪法》上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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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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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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