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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心 -老毕的私人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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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孝仁义是大丈夫所为我愿一辈子遵守这样的守则,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任何伤害击倒不了我,我站起来的每一天都是胜利在召唤,我重视情感,因为那是生存的目的,我永远会珍惜。感恩感谢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美好事和物,它们点亮了我生命的旅程,让我历经黑暗后能拥抱每一个灿烂的黎明在不屈中还能保持着一颗勇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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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外国学者:中共建国初期处死“反革命”超过400万人  

2013-06-26 22:40:20|  分类: 我是中国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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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外国学者:中共建国初期处死“反革命”超过400万人

     来源:冷战国际史研究 作者:阿尔兰·梅里克等

                          

2013年06月26日 - 勇敢的心 - 勇敢的心

 
本文摘自《冷战国际史研究》2006年第1期,作者:阿尔兰·梅里克塞托夫 亚历山大·潘佐夫 姚昱,原题:《论中国的斯大林化》,本文系节选


 但是,毛泽东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盲目听从斯大林的建议。l949—1953年间,毛竭尽全力加速中国的斯大林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虽然国民党残余部队被驱逐到台湾,但国内战争仍在继续。与此同时,1950年之后,共产党人忙于在各地建立地方政权。由于农民仍然很消极,共产党领导人派遣了专门的党员积极分子工作队到农村去。这些工作队人数每年约有30万人,他们负责建立农民协会,配置新的权力精英,并严厉地打击“地主”和“富农”。司法程序被简化了的群众公审在许多村庄举行,其结果往往是死刑。成千上万的人被处死或者送到劳动营。无论共产党官方宣布的政策是什么,事实是中国富农的数量急剧下降。农村的权力和事实上的经济特权被转移到了共产党精英的手中。

  城市的富人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l951年12月,中共发动了严厉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反对官僚腐败的三反运动和反对私营商业的五反运动。紧接着这些运动的是很多公审大会。

  知识分子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1951年在中共的发动下,一场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以对电影《武训传》的争论为借口,一个学术争论很快就变成一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意识形态讨伐。之后又发起了思想改造运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作为这种运动的第一个,展现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恐怖模式,而这种模式又将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中扮演不样的角色。根据一些估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中,有超过400万“反革命分子”被处死。

附录: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镇压反革命是1950年代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一场运动,目的是为了肃清社会上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的势力,从而巩固新生的政权,并稳定社会秩序。 

历史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了镇反运动。从1951年底逐渐让位于三反五反运动,但是一直持续到1953年才逐渐结束。

    其中,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于1950年10月10日通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双十指示),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镇反运动。在双十指示发布前后,在各地引发各种暴动。鉴于镇反运动开始时候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1年2月21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了

只要有勾结帝国主义,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持械聚众叛乱,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或利用封建会门,抢劫、破坏公私财产和公共设施,投毒杀人,伪造公文证件,煽动群众对抗政府和挑拨团结,制造散布谣言,以及偷越国境、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不论“已遂”、“未遂”,均可定为“反革命罪”。

使得“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更宽泛,处刑标准有更大的自由度。

    1950年2月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一直奇怪是为什么和根据什么定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1]据此,毛泽东明确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应在南京多杀。”[2]

    虽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曾发出指示要求将镇压对象“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和法律审判程序,加之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中央的杀人指标,这一指示某种程度上是一纸空文。镇反运动不可避免地,极其严重地扩大,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

    许多国军投诚官兵和中共地下党员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死,如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投身抗日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军,第二次国共内战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政府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3][4]金庸的父亲查枢卿也是在镇反期间被处死的[5]

    195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1951年10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3]

    1954年1月一份来自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6]

复兴党暴动案

    云南省普洱县磨黑镇公安局刑讯逼供,无中生有发现了一个“复兴党暴动案”,查出“复兴党人”1300多人,包括80多名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地方武装的会员,当时的中共普洱县委书记和普洱县公安局副局长也被牵连。

    “镇反运动”后期复查时,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宋任穷表示,“普洱地区的复兴案我不相信,我们进云南后(指中共军队的四兵团),我们是胜利者,在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下,在一个地区我们发展共产党都没有这么快,反革命组织复兴党一下就发展到千人以上,其中一定有假,我不相信,你们去好好查查。”[来源请求]云南省公安厅一个副厅长为首的调查人员经过几次审查,发现这完全是刑讯逼供制造的假案。办案人员除了有一个据说是复兴党“暴动标记”的证据以外,没有其它任何证据,而这唯一的证据也是一个小学教师在办案人员威逼利诱下自己画出来的。结果,云南省公安厅提出给这个案子“平反”。

    令人不解的是,当初对这个案子提出质疑,并且规定进行调查的宋任穷却改变想法了。他管理的中共云南省委尽管承认这是一个假案,却没有同意平反,仅同意“公安部门内部保密处理”。直到1981年,30年后,有关部门才正式决定“‘复兴党’纯属假案,应予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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