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叛将文革期间因何刎颈而亡?
1955年2月1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封黄绍竑将军给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信,以老友的身份奉劝这些昔日战友、同僚“转向光明的道路”。
信中说:“某些人说中国人没有自由,甚至说如我这样的人都已丧失自由。这是极荒唐的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公布了,宪法里对于公民自由的规定是何等广泛而不受一些限制,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及的,我参加五年多政府的工作,深自体验到政府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十分贯彻的。”
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新桂系三大巨头,国民革命军上将军衔,文武双全,谋略过人,为一时俊杰。1949年8月31日,黄绍竑联合其他43位国民党将领和官员在香港通电起义,归附中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在新中国初建阶段,黄绍竑积极参政议政,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且以军人的率性屡屡仗义执言。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
黄绍竑很早就认识到法律的作用,他把整风比作洗澡,把法律制度比作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另外,他还建议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专职专业,认为“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
祸从口出。1957年,黄绍竑被打为“右派头子”。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黄绍竑同章乃器、章伯钧、黄琪翔、陈铭枢等人一同被罢免公职。
面对急风骤雨的批判,黄绍竑两次服用安眠药自杀,都被幸运地抢救了过来。“文革”开始后,黄绍竑在小雅宝胡同的住宅被抄,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1966年8月31日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老友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
回家之后,即以剃刀刎颈自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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