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仁义是大丈夫所为我愿一辈子遵守这样的守则,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任何伤害击倒不了我,我站起来的每一天都是胜利在召唤,我重视情感,因为那是生存的目的,我永远会珍惜。感恩感谢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美好事和物,它们点亮了我生命的旅程,让我历经黑暗后能拥抱每一个灿烂的黎明在不屈中还能保持着一颗勇敢的心。
桂系叛将文革期间因何刎颈而亡？
1955年2月1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封黄绍竑将军给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信，以老友的身份奉劝这些昔日战友、同僚“转向光明的道路”。
信中说：“某些人说中国人没有自由，甚至说如我这样的人都已丧失自由。这是极荒唐的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公布了，宪法里对于公民自由的规定是何等广泛而不受一些限制，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及的，我参加五年多政府的工作，深自体验到政府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十分贯彻的。”
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新桂系三大巨头，国民革命军上将军衔，文武双全，谋略过人，为一时俊杰。1949年8月31日，黄绍竑联合其他43位国民党将领和官员在香港通电起义，归附中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在新中国初建阶段，黄绍竑积极参政议政，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且以军人的率性屡屡仗义执言。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
黄绍竑很早就认识到法律的作用，他把整风比作洗澡，把法律制度比作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
另外，他还建议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专职专业，认为“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
祸从口出。1957年，黄绍竑被打为“右派头子”。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黄绍竑同章乃器、章伯钧、黄琪翔、陈铭枢等人一同被罢免公职。
面对急风骤雨的批判，黄绍竑两次服用安眠药自杀，都被幸运地抢救了过来。“文革”开始后，黄绍竑在小雅宝胡同的住宅被抄，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1966年8月31日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老友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
回家之后，即以剃刀刎颈自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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